我们的店刚开张三个月，生意就明显地好过了另一家，还有几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上门求艺来了。没办法，谁叫我们手艺好呢！整个小镇没人不知道“新来的老裁缝”。虽然收费贵了一点，但做出来的裤子洗过了三水，腰都不垮不变形。而且“老裁缝”做的裤子上给做了六个皮带袢，“小上海”家的只有五个；“老裁缝”家钉的扣子给缝四针，而“小上海”家的只系一针就挽结儿了。
“小上海”就是另一家裁缝了。但老板不是上海人，她家店也并非像上海一样繁华。只是因为女老板的丈夫姓“赵”，名“长海”，当地哈萨克老乡汉话说得不灵光，喊来喊去就成了“小上海”。干脆女老板自己也这么唤自己的店了。
她收了四个徒弟，都是女孩子，都是汉族。师傅传给她们好手艺，并管她们三顿饭和住的地方。但是要求每人每天至少得给师傅做出来三条裤子或一件挂里子的外套。这是在为牧业的转场作准备。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驼队经过喀吾图那几天，再多的衣服也不够卖的。
虽然上门拜师的多，但太小的孩子我们没敢收。直到三个月后才收了一个老徒弟，是个结过婚的妇人，名叫哈迪娜。这是一个付费徒弟，就是一边学手艺一边给师傅打工的那种，每做一条裤子我们就给她分一半的工钱，但是得由我们裁剪，熨烫，钉扣子缲裤角边。
哈迪娜很胖，她和她的缝纫机一搬进来，我们的小店剩下的空隙就只够两个人侧着身子站了。要是她想站起来取个东西，所有人都得全部让到门外去。
哈迪娜的小儿子常常会跑到店里来黏糊一阵，缠走两毛钱买糖。小家伙已经到了捣蛋的年龄，但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所以他的捣蛋必须得被人忍受。
经常看到小家伙脚上穿着鞋帮子，手里提着鞋底子，鼻子冒着泡泡，满小镇乱串着消磨童年。
哈迪娜挺不容易，带了好几个孩子，最大的小学都没有毕业，还得再过一两年才能帮家庭分担些责任。
我们请哈迪娜来打工，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确需要有人帮忙，原因之二是她一句汉话也不会，通过和她极其困难的交流，也许能货真价实地学到几句哈语。
果然，哈迪娜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从最基本的“针”呀“线”呀，到各种颜色的说法，从“高矮胖瘦”到“薄厚长短”，从“元角分”到“好坏便宜贵”，还有“腰、肩、胸、臀”等等与做生意密切相关的词汇差不多都学会了。另外从一到一百全都能数下来了，“裙子”、“裤子”、“上衣”、“衬衫”什么的也一听就懂。讨价还价的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再也没有人能用二十块钱就从我们这里买走一条裤子了。
当然，哈迪娜也受益匪浅，从最开始只会用汉话说句“老板你好”，到后来简直能够又轻松又愉快地汉哈交杂着跟我妈交流育儿经。甚至还可以清楚地向我们表达她的弟媳妇有多坏，还列举了一二三四。
可惜除此之外，她做裤子的技术实在没有任何进步。平均每天磕磕巴巴做一条，稍顺利一点的话能做一条半。速度慢不说，做出来的裤子门襟那里总是拧着的。怎么给她说都没用。我妈就把那条裤子穿在自己身上，把毛病耐心地指出来给她看。她这才终于明白过来似的，“啧啧啧啧”地研究半天。最后，把我妈上身穿的毛衣扯扯直，一下子就严严实实遮住了门襟拧着的部分……从那以后，她做的裤子门襟就更加心安理得地拧着了。总有一天这女人会砸了我们娘儿俩的饭碗。
才开始和当地人做生意的时候，还想指望这个哈迪娜能够充当一番翻译的角色。结果，无论什么话只要一经她翻译，就更难理解了。比如我们很简单地问人家：“想穿宽松一点还是刚合适就好？”经她转口，则一下子复杂异常，狠狠地难为对方好半天。那人站在那里反复推敲、琢磨，才勉勉强强，甚至是小心翼翼地回答出另外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来……天知道她在其中作了什么可怕的加工。还不如撇开这个哈迪娜，直接和顾客面对面地用手势，用表情，用纸笔写写画画——来得更可靠。
我们想辞她，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个女人笨是笨了点，但人家又不是故意笨的。
后来幸亏她自己走人了，她家里实在是家务繁忙，顾不过来。
几乎我们所知的每一个哈萨克女人都终生沉没在家务活的汪洋之中，也不知道她们都从哪儿找的这么多事来做。而男人们从外面回来，鞋子一踢，齐刷刷往炕上躺倒一排。就一直那样躺着，直到茶水饭食上来为止，真是可恶。
总之哈迪娜走了，不久后又来了另一个徒弟柴丽克。柴丽克是个文静腼腆的女孩子，很聪明灵巧，由于在县城打过工，很会说一些汉话。我们都很喜欢她。她是家里的老大，有一大群如花似玉的妹妹们（其中有两对双胞胎），每次来看姐姐的时候，就会叽叽喳喳、新新鲜鲜地挤进来一屋子，一直排到门口，站不下的就趴在外面的窗子上，脸紧贴着玻璃往里看。
当地的孩子们小的时候都很白，很精致，目光和小嗓门水汪汪的，头发细柔明亮。可是稍微长大一些后，就很快粗糙了，轮廓模糊，眉眼黯淡。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了柔软的，留下了坚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