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离故乡多远

2017-12-28 09:20:49  manager 

一个人可以离故乡多远?

那个我一直想要逃离的地方,

为何又无时无刻不令我牵挂。

“人间”首部合集,篇篇精选,借普通人记忆,拼凑时代面貌。

在中国人的传统叙事中,故乡是带着美化滤镜的偏远幽静之地,乡愁是抵抗现实难堪的应对之法。可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故乡与乡愁有着更加多元的表达。

这些正在离开故乡的年轻人,选择与故乡冷静对视,用自己的故事记录着他们与众不同的“乡愁观察”:

爷爷一生都在为回到故乡作准备,而他的孙子早就找不到故乡了;

记忆里的上海就如蛋黄和蛋清一样分明,一次搬家划分出城市的AB两面;

在漫长的40年婚姻之后,父亲和母亲还是选择了分床睡;

十八岁以前,我的生活封闭在了半径只有五公里的铁路圈里;

毕业回家工作,怎么就成了一个说不出口的选择?

青春期的难堪、不解、渴望逃离,成年后的冷淡、无奈、挫败感;在故乡时的挣扎与不甘,离开后的宽宥和思念……这些复杂的感受,是“20岁乡愁”的自我发声,也是当代乡愁“进行时态”的一次切片。

被坡井、屁股、灯塔缠绕的青春记忆

谷梁

坡井在我们眼中简直就是天堂,什么都有。我小时候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在坡井实现的。这里生产的冰棍一毛钱一支,汽水很甜,我有时要偷父母的口袋去买。我第一次吃到香喷喷的煎包也是在这里。一口大平锅在炉子上滋滋地冒着白汽,开锅的时候撒上一些香油,煎包出炉时泛着金黄色的油花。

我在坡井大门对面的老徐理发店理发。老徐是个瘸子,整天有说有笑。有一次我等待理发的时候,拿着他的刮脸刀耍。他说这把刀很钝,连铅笔都削不动,搞得我立马没了兴趣。

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坡井的大会堂里看的。那时全校组织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所有人都哭得眼泪汪汪。

我高中时穿的第一件西装也是在坡井定做的。我很得意,因为这是英式戗驳领的,而不是轻佻的美式西装。

这家服装店的旁边是两间平房,上书“华联商店”。每年暑假,任达华在地方电视台广告上不停地轰炸“买彩电到华联”时,我常常以为是那个华联。

高中以前,我的各种证件照都是在坡井的照相馆拍的。照相馆的主人啤酒肚很大,拉手风琴的时候,完全不用腆着肚子。

一堂失败的离别课

杜修琪

在机舱,关闭手机前我发了微信,说应该快起飞了。然后就一直心不在焉地看着舷窗。启动了,离开廊桥,慢慢地滑行道跑道上,我隐约看到一片绿色的栏杆后面,站着几个人,但我无法确认。机场只有一条跑道,飞机先滑行到头,再起飞。

栏杆变小了,我想象着他们兴奋地趴在旁边,看儿子起飞的场景,才感受到这次回家最强烈的震动。我们分别的速度都无法容纳背影,他们只能看到一架庞大的新鲜玩意儿,撅到空中,带走一个以为亲近的人。

起飞了,我拼命向斜后方看,找那台灰色的七座货车,找一小群人。没有,我看不见。

我只能从越来越高的空中,猜测何时飞过我家小区,我的初中,高中,我和初恋约会的地方

大庆是个组团城市,城区按油田分布,像星光一样散落。

我的目光跃过一片片孤立的城池,就像我自己分裂的认同感。

生活太具体了,别离也是一样,我只学会了向前这一种姿势,只是不知道,向前到何方。

我所亲历的超生游击队

顾随

等我回到家乡,家里的新房已经盖好了第一层。老房子拆得干干净净,拆下来的砖头被用来盖新房。渐渐的,我又习惯了家乡的一切。

只是某些夜晚,当我从睡梦中惊醒,还是疑心自己躺在那个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枕头下放着暂住证、准生证。火车从不远处向我驶来,不知将会开到哪里去。

我以为我可以逃离西北

社社

我庆幸我逃离了那里,时间上我逃离青春,空间上我逃离小镇。其实用现在的生活状况追溯十五年前是不公平的,那时候我的贫瘠和苦楚,无处不在的躁郁充斥全身,而那时候对人生的所有野望,也无外乎是一个安静的、宽敞的房间,墙边有书架。十五岁的我看到三十岁我的生活,会嫉妒得双拳紧握吧,那是什么感觉呢?

总有心碎难自弃,于是我们要么成了抱柱的尾生,要么成了想弄倒雷峰塔的许仕林。但但但,千万不要变成王彩玲,你知道吗,那是粪坑,地狱,噩梦之梦,就算跳进护城河也洗不清。

你说青春残酷吗?总要做一些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事,总要做的,不然何以为青春,何以为人。我知道青春和人都未必是褒义词。生而为人,我对不起自己;生于青春,我满怀歉意。

我难道赶上了“拆呢”的所有拆迁?

冯永斌

一九九四年春天,父亲爬上屋顶,亲手拆掉了自己盖的这座房子。

拆迁的事情是悄然发生的。一天晚上,家门口忽然聚集了很多邻居,母亲被叫出去,所有人挤进隔壁费姥姥家里。我挤在大人中间,丝毫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大事件就潜藏在那突然的静默和紧促压抑的语调中,申诉,叹息,总结,怀疑,咒骂。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不记得父亲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但大概应该是一句混合着叹息的咒骂之后,便是长长的沉默,或许还有一通怎么也抽不完的烟。八岁的我,只能看见母亲和其他家的女人们走向县委大院,却无法感受到父亲那用力隐藏的情感。

整个拆迁事件中,除了摊在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和“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我从未见到穿着制服的人出现,更没有见到推土机的影子。长街两侧的百十个家庭的消失,像是电影里淡出的一帧画面。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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