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文字并没有多少是叙述他们的爱情的，而多半记载的都是她生活里的一些琐事：她的文章为什么失败，她对自己的才能感到了惶惑和猜疑;珊珊(就是我)为什么淘气，该不该罚她;因为心神恍惚她看错了戏票上的时间，错过了一场多么好的话剧;她出去散步，忘了带伞，淋得象个落汤鸡……她的精神明明日日夜夜都和他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其实，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甘四小时，而这甘四小时，大约比有些人一生享受到的东西还深、还多。莎士比亚下的朱丽叶说过：“我不能清算我财富的一半。”大约，她也不能清算她的财富的一半。
似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也许因为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段的文字记载相当含糊和隐晦。我奇怪我那因为写文章而受着那么厉害的冲击的母亲，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习惯坚持下来的?从这隐晦的文字里，我还是可以猜得出，他大约是对那位红极一世，权极一时的“理论权威”的理论提出了疑问，并且不知对谁说过：“这简直就是右派言论。”从母亲那沾满泪痕的纸页上可以看出，他被整得相当惨，不过那老头子似乎十分坚强，从没有对这位有大来头的人物低过头，直到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就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个官司也非得打下去不可!”
这件事一定发生在六九年的冬天。因为在那个冬天里，还刚近五十岁的母亲一下子头发全白了。而且，她的手臂上还缠上了一道黑纱。那时，她的处境也很难。为了这条黑纱，她挨了好一顿批斗，说她坚持四旧，并且让她交代这是为了谁?
“妈妈，这是为了谁?”我惊恐地问她。
“为一个亲人!”然后怕我受惊似地解释着：“一个你不熟悉的亲人!”
“我要不要戴呢?”她做了一个许久都没有对我做过的动作，用手拍了拍我的脸颊，就象我小的时候她常做的那样。她好久都没有显出过这么温柔的样子了。我常觉得，随着她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那几年她所受过的折磨，那种温柔的东西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也或许是被她越藏越深了，以致常常让我感到她像个男人。
她恍惚而悲凉地笑了笑，说：“不，你不用戴。”
她那双又干又涩的眼睛显得没有一点水份，好象已经把眼泪哭干了。我很想安慰她，或做点什么使她高兴的事。她却说：“去吧!”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生出了一种恐怖的感觉，我觉得我那亲爱的母亲似乎有一半已经随着什么离我而去了。我不由地叫了一声：“妈妈!”
我的心情一定被我那敏感的妈妈一览无余地看透了。她温和地对我说：“别怕，去吧!让我自己呆一会儿。”
我没有错，因为她的确这样地写着：——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
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去向他们质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我们便这样地分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为了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为了你将重新为这个社会工作，为了爱你的那些个人们，你都应该活着啊!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三反分子，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你呢?我已经不怕说出这三个字。
纷纷扬扬的大雪不停地降落着。天呐，连上帝也是这样地虚伪，他用一片洁白复盖了你的鲜血和这谋杀的丑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