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衡州,练勇一年多,接上谕出兵救援武汉,即将启程的前夜,他的内心起伏不平。
他本是个情感不大起大落的人,他崇拜并模仿学习的是从容镇静,藏大智大勇于胸中而不露声色的良相风度。而此时,他激动兴奋,从少年到如今,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做非常之人的理想即将开启。
过去,这种理想只流露在诗文,或与至亲好友的书信谈话中,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组建,训练,他已有水陆湘军20营1万人,他是这支队伍的真正统帅,他的一声令下,水陆并进,旌旗飘飘,战舰如云,可谓浩浩荡荡,威风凛凛。
30多年来的理想一旦能成为现实,这个从湖南荷叶塘里走出,没有祖业和靠山,全凭自我奋斗的农家子弟,心情怎能不感慨万端。
可事情却不如他想象的那般顺利,咸丰四年2月,湘军在岳州空城计大败而归,曾国藩首战失利,无颜回长沙城,他不理睬城中官场的闲言碎语,在城外整顿部队再战。
同年四月,湘军在靖港再中“引蛇出洞”之计,缺乏战斗经验的湘勇四处溃逃,曾国藩仗剑立于军旗下也无法阻挡一队队溃勇,从开战到全线崩溃,前后不到一顿饭时间。
曾国藩被部将李续宾,康福,硬拉上了他的拖罟(大船),羞恼至极,听着追兵“活捉曾妖头”的喊声,眼看两岸飞蝗般射来的箭,再看看自己仓皇奔命的狼狈相,想着出师以来两仗的惨败,他心如死灰。
辛辛苦苦训练的湘军,希望建立不朽之功的湘军竟如此不堪一击,皇上的重托,恭王,肃学士,镜海师的信任,自己的抱负,竟都化为泡影。
曾国藩一时万念俱灰,一头跳进江中求死,所幸被部将救起。
而就在不久之后,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大败曾国藩水陆两师,几仗打下来,石达开看穿了水师的致命所在,于是用40条运粮船为诱饵,将湘军水师的二百五十条舢板骗离大船,并在鄱阳湖围歼。
水师在建成以来的首次就被打瘫,曾国藩在大船上眼看跳上来的太平军,而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无法拼刀抵抗,他宁死也不愿被俘,一咬牙跳进江中,家仆看见之后,奋不顾身的将他救起。
如果说是这几次惨败瓦解了曾国藩的斗志,江西官场上的冷遇则彻底的让他寒了心。
湘潭之战后,曾国藩受咸丰之命支援江西,但因曾国藩并无实权职务(他此时的职务是帮办团练大臣),地方官员不认可他那游离于权力体系运转规则外的指挥调度权。
他在江西受到多方掣肘,他不断向皇上上书告状,可是参倒了一批人之后,新上任的依旧如故,使曾国藩如蛟龙入浅滩,寸步难行。
正在此心灰意冷之际,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借此机会为父丁忧,时逢天京内讧,咸丰认为不需要曾国藩也能平定叛乱,于是顺水推舟,答应曾国藩的请求,实际上是剥夺了曾国藩的领军大权。
就这样,他不得不回到老家,一切又好像回到了原点,要重新开始。
而这正是曾国藩性格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在老家一开始虽也是心绪难定,但低落过后,他就开始反思,认识自己的不足。
意识到自身的性格缺点也是之前在官场上碰壁的重要原因,他之前高己卑人,过于刚强,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感,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而若想实现自己报国的志向,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的力量。
后来他回忆自己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彻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古语云,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性格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心理素质还是为人处事,都有了质的提升,而这,仅仅才是他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统帅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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