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天空本来是属于鸟儿的，人飞上了天，就应了中国的那句成语——无法无天。而人一旦失去了天空，比脚踩不到坚实的大地还要慌乱。古人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浩渺宇宙之间，人何其卑微，人生又何其短暂。“风霜何事偏伤物，天地无情亦爱人”，因此，人不能不敬畏天。加之，在邓子儒人生中的某一段时期，他对那些能驾机上天的人心存芥蒂。直到他皓首白头了，每当他仰望重庆的天空时，他都不确定灾难会不会倏然而至。
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这天，山城灰蒙蒙的天空将给他的家族降下一个财神来，同时也是他第二天的婚礼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上海裕隆纱厂的董事经理罗佑华先生。全面抗战虽然已经打了快两年了，但重庆还是大后方，人们该过的日子照样要过，该做生意的也照样做。罗经理这次来将授权邓氏家族作为裕隆纱厂在西南棉纱销售的总代理，同时还计划和邓家在重庆新开一家纱厂。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说，和裕隆一合股，我们就是西南地区棉纱业绝对的龙头老大了。
眼下，邓子儒正引颈向东边的天空张望，他的身后站着两个襄理和几个小老幺。父亲邓玄远作为重庆码头上“义”字辈“天门堂”的头排袍哥大爷正在家里摆流水席，接待前来贺喜的重庆本地甚至远到成都各方码头上的袍哥大爷和英雄好汉。这几天，邓家大院所在的二府衙一带的街巷、茶馆里，随处可见那些享誉江湖的袍哥大爷们。他们大多有隔山打人、坐转乾坤的本事，或乘轿，或迈着器宇轩昂的八字方步，身后跟着二爷、三爷及一溜小老幺。他们见面互行“拐子礼”，在茶馆里摆“茶碗阵”，报上各自码头的山名、堂名、香水名以及字辈排序，拱手互称英雄，喝茶指点江山，俨然一场江湖群英会。邓家大院今天更是办起了堂会，既接待各路英雄好汉，也为明天邓家大少爷的大婚预热气氛。一个京戏班子和一个川戏班子轮流献演，还请了“琼楼”舞厅的舞女来助兴，给宾客带来夏威夷风情的西洋舞蹈。本来邓玄远坚决反对地说，政府正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反对奢靡。前个月重庆的面粉大王王老板在陕西街“留春楼”办生日宴，招摇铺张了点，就被路人扔了石头，警察不管，报纸上还说风凉话，丢脸丢惨啰。我们请了那么多江湖上的大爷们，已经够招摇的了。但邓子儒说，人家罗经理是大上海来的，“百乐门”里都兴这个的，我们得让客人高兴吧？让码头上的兄弟伙扎在门外，看哪个龟儿子的还敢来臊皮。抗战爆发前邓子儒去过上海，知道一些大上海的洋派。
邓家祖上从一八九一年重庆开埠通商时起，就当洋人在重庆经营的洋纱、烟草、火柴等洋货的买办，同时也兼做票号、酒楼、土产等方面的生意。邓氏家族的产业到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手里时，已经被誉称为“邓半城”了。从商贸、银行、期货、酒店、水运到地产，长江和嘉陵江包裹着的这片树叶状的半岛上，无论是抗战前的上半城或下半城，还是一九三八年后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到处都有邓家的产业。以至于至少有十来个（究竟有多少邓子儒也搞不清）随着国民政府迁来陪都的将军、部长、次长租住着邓家遍布在重庆四处的别墅、老宅。这些房子租也好借也罢，邓玄远有求必应。那年月，衡量一个江湖老大的标准是：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没有不求他办事的人。“邓半城”的传说，就是从邓玄远这一代开始的，既指其产业，也代表邓氏家族在重庆城的影响力。
天空有一层薄薄的雾霭，这在雾都算是个好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远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邓子儒身后的人刚说“来了、来了”，城里就猛然响起尖厉的空袭警报声。这种催命鬼般叫唤的警报重庆人已经不陌生，毕竟在和日本人打仗嘛，但谁也不会当真。去年日本飞机也来轰炸过，只是在郊区乱扔了一通炸弹，重庆城几乎没伤着皮毛。政府也在教导民众一些防空常识，但一般人认为，日本飞机来了就往自己家的桌子下一躲就是了，大不了再在上面铺几床棉铺盖。
邓子儒焦躁地说：“挨刀的小日本，偏偏这个时候来。”
一个眼尖的小老幺说：“少爷，不是日本飞机，是客人的飞机，你看，它落下来了。”
果然，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中型客机伴随着强大的轰鸣降落在珊瑚坝机场。站在邓子儒身边的胡襄理说：“搞防空的那帮龟儿子，草木皆兵。”
客人开始下飞机，显得有些仓促慌乱，因为空袭警报仍在一阵紧似一阵地催命。邓子儒在人群中认出了提着皮箱的罗经理，忙率众迎了上去。邓子儒拱手道：“罗经理，失敬、失敬，可能是防空演习，请海涵、海涵！”
罗经理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对邓子儒拱拱手，又望望天空，说：“重庆搞得比阿拉上海还紧张兮兮的。”
邓子儒不自然地笑笑，说：“偏远之地，人们没见过多大世面，他们把你乘坐的飞机当成日本人的了。罗经理受累了，等哈好好敬上几杯酒，给罗经理压压惊。我们上车，罗经理，请！”
机场上的宪警已经在四处催促人们疏散了，那场面看上去不像是一次演习。一行人刚想上车，地面忽然强烈地震动起来。许多年后，邓子儒在向人叙说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的轰炸时，还说自己也没有搞醒豁来自空中的轰炸为什么会让大地像擂起的大鼓，而人就是那鼓面上的蚂蚁。在那一天，山城重庆的天空瞬间就发生了转换，日本飞机乌云一般遮蔽了重庆的天空，紧跟着就是冰雹一般砸来的炸弹、燃烧弹了。
他们被警察赶进机场旁边的一个小防空洞里，感觉重庆城正在被炸成一个筛子，而无辜的人们纷纷往筛眼里掉，那下面就是死亡，是烈火熊熊燃烧的地狱。邓子儒用身子护着罗经理，洞顶震落的沙土落满了他的肩，一个小兄弟不断为他掸去尘土。邓子儒猛然醒悟过来：“糟了，家里还不晓得咋个样了，你们赶快回去！”
胡襄理带了两个小老幺想往洞子外面走，但警察封住了洞口，谁也不让出去。邓子儒这时才感到害怕，更让他心里发凉的是：这么大的轰炸，新娘蔺珮瑶平安吗？她的家在江北，不知道那边挨炸没有。他没心思顾及罗经理了，跑到洞口那边张望。几个警察手挽手把守在那里，邓子儒本想出点钱疏通一下，但看到外面浓烟遮天蔽日——那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景象，他的心就像掉到了冰水里。
全民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并将之定为陪都。重庆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举足轻重，是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最后的庇护地。南京沦陷了，我们还有重庆，重庆不沉到长江里去，抗战就有希望。但在这场大灾难降临之前，世世代代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因陋就简、见缝插针地搭建吊脚楼式房屋的重庆百姓还认为，自己这破败不堪的木头房子哪值得日本人开着飞机来炸哦。一颗炸弹多少钱？开一次飞机又要背多少油（背油即浪费的意思）？那日本人是方脑壳（形容人木头木脑、愚蠢）唛？他们怕莫得那么哈（傻）。老百姓这么想也就罢了，连北方的一个大军阀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日本飞机扔炸弹怕个啥，不过是鸟儿在天上拉屎，你们中有几个头上落过鸟屎呢？可见，即便是中国的高级将领，也都没有认识到，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已经没有前线和后方的战争。
将近两个小时的轮番轰炸结束后，邓子儒他们才走出防空洞。车已经不能开了，邓子儒让胡襄理陪着客人，自己带人往家里飞奔。眼前的重庆城已经面目全非了，就像话剧里的场景变换，刚才还是人间的升平景象，马上就转换到地狱里的恐怖狰狞。熟悉的街道在燃烧，房屋都成了断壁残垣，烧焦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电线杆、树枝上、残墙上挂着人的残肢断臂和肠子心肺。这哪里还是那个房舍错落有致的山城啊？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等跑到二府衙时，邓子儒已听到了从邓家大院里传来的呼天抢地的哭声。大院的大门已经被炸飞到街道上，门前的一对石雕麒麟被掀翻了一个，前院里一片狼藉，一些人躺在血泊中，女人、孩子在尖声号哭，佣人们忙着灭火。邓府是一座四进大宅院，前院住佣人、厨子、保姆等，中院的中堂供祖先、会客，东西两边的厢房是邓府接待江湖上的朋友和门客下榻的地方，后面两座院子才是邓家人生活起居的地方，最后面的院子在一片缓坡上，新起了一幢两层小洋楼，那是邓子儒的新房，站在楼上可以俯瞰邓家大院。现在已经看不到前院大门、中堂屋顶了，中院的东厢房也垮了，房顶还在燃烧，那幢小洋楼也被掀掉了一面墙。面对猝然降临的灭顶之灾，邓府里的人们慌乱得无所适从，而那些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们，早已经作鸟兽散了。
邓子儒的母亲头上缠着一块纱布，斜靠在花坛边的一张藤椅上，还在呼天抢地地号哭，见到邓子儒那哀号声就更大了。邓子儒抢上前去，急促地问，妈，家里有人受伤没得？但老母亲只是哭，说不出话来。站在一边的一个外侄女才哭泣着叙说了邓家大院被炸的经过——
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时，家宴刚吃到一半，开了十桌酒席呢。大家都不相信会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在这之前重庆市中心地带还没有挨过炸。长辈们还在划拳行酒令，孩子们在酒桌间到处乱跑。紧急警报响起时，二伯父说这次怕是来真的了，我们还是躲一躲吧。但大爷不想扫大家的兴，他说重庆城恁个大，未必就专门来炸我家的饭桌？不消怕，日本飞机来了，大家就钻到桌子下面躲一下。我邓家的房子结实，再不行后院的假山还有个石洞，女眷可以躲到里面去。他还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喝茶哩，不当回事地对家人说，你们去躲一哈（下），我就不信他们连茶都不让老子们喝一口。我要坐这里等我家的客人。
可是啊，一颗炸弹偏偏就落在院子里，饭桌被炸飞，屋顶被掀翻，门柱都被拦腰炸断，邓家遭殃了，遭惨啰。两个伯父，一个叔叔、三个婶婶、五个侄儿、四个堂兄弟、两个姐姐都被炸死了……
邓子儒摇晃着外侄女的胳膊问：“我老汉儿（父亲）呢？他在哪里？”
外侄女抹着眼泪往堂屋那边一指，不说了。
邓子儒赶到父亲身边时，邓玄远还有一口气。他拉着儿子的手只说了两句话：“赶快办喜事！报仇！”
还怎么能办喜事？一家十八口人哪！丧事都办不赢。这场婚礼是重庆城两个大家族的联姻，自然想把婚事办得隆重风光。邓子儒去年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本来要去英国留学的，但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年迈父亲掌舵的这艘大船必须由他来相帮，并最终要交到他的手上。追求了一年多的沙坪坝区区长的千金即将迎娶进门，按邓玄远的安排，儿子成了家、再立业，今后邓氏家族官商结合，何愁生意不越做越大。可是炸弹从天而降，把一切都炸得支离破碎了。
邓子儒的母亲也出自袍哥世家，平常就血性、刚强。她缓过气来后，硬气朗朗地说：“怕啥子，死几个人，抬出去就是。明天的大花轿你们还得给我抬进来！”
邓子儒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妈吔，你看看院坝里那被炸死的亲人，花轿怎么抬得进来？你再去街上看看，到处断壁残垣，烧焦的尸体还埋在瓦砾堆里，送亲和迎亲的队伍怎么能够从尸臭满天的城里经过？我们还是先请和尚道士来念经做道场，为老汉儿和家里人的亡灵超荐，再说办婚礼的事情。”
邓母喝道：“你老汉儿落气前吩咐的事情，你敢不听吗？砍脑壳的日本人，未必还能阻挡老子们娶媳妇嗦？”她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一巴掌拍在藤椅扶把上，说：“还不快去找你的新媳妇！为了这桩婚事，我们邓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哟！”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战争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在心头隐隐作痛，直到邓子儒站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庭上，控告日本飞机在抗战时期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他还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刻骨铭心的苍老记忆，像老树疙瘩一样饱经风霜、日久弥坚。
邓子儒退休前是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主动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里当了一个清闲但不清净的文化人。成为一个剧作家曾是他青年时期的浪漫理想，那时重庆云集了一大帮大作家、大导演，老舍、茅盾、巴金、应云卫、洪深、吴祖光等，邓子儒经常混迹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许多进步戏剧文学的影响。但想当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剧作家，还是像一个美梦一般遥不可及。他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人民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帮他实现了。早年他写过一些话剧，后来因为各种政治运动，所有的文化人几乎都不能做文化了，他的剧作家梦也就戛然而止。到他气定神闲，可以从容而为时，他已是两鬓斑白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创作激情了，便转行搞戏剧理论研究，得以在晚年继续延伸一个“老戏迷”骨子里的爱。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龄到点，船到码头车到站，日益开放的社会让他这种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人愈发跟不上各种时尚前卫的文艺思潮和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让位于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以及更多邓子儒无法明白的现代观念。“算啦，我们老啰，遭淘汰啰，还是回家帮你烧锅做饭吧。”他对妻子蔺珮瑶说，“以后我们只读，只看，不开腔。”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不开腔”就是不再发表文章，不再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对年轻的同道指手画脚，做一个不招谁惹谁的好老头儿。“君有宏论惊四海，我无只字愧巴山”，是他晚年写给自己的条幅。放下笔墨，放下年轻时的万丈雄心，和邻居打打麻将，带带孙子，一起出去钓钓鱼，茶馆里一泡，龙门阵一吹就是大半天。家里妻贤子孝、儿孙绕膝，尤其是过年过节时，阖家团聚，在厨房里操劳的老伴，在麻将桌上“砌长城”的儿女，在客厅、卧室里跑来跑去的孙子、孙女，吃饭时一张大圆桌都坐不下，孙子、重孙一代得再摆两张桌子。每当邓子儒高坐饭桌上首方时，一种人生的庆幸感、幸福感便会油然而生。“耄时不作龙钟态，步健何须小子牵”，这是他晚年另一首律诗中的两句。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能像邓子儒这样诗书自娱、松鹤自比的老人也为数不多呢。亲朋好友中有人问起他生活中的不易时，他总是说：“重庆人个嘛，出门就是坡坡坎坎，翻过去就是了嘛。”
（文章来源：范稳 著 《重庆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