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工作者提到朱湘，总会说鲁迅曾喻他是中国的济慈，以示显赫。对此颇有疑问，鲁迅和朱湘基本没有交集。再说了，中国的济慈也不是多高的评价，好上天了，也不过第二，别人的影子而已。奇怪的是朱湘研究者们如此津津乐道，大概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不攀上鲁迅的衣角，总觉得气短。
“中国的济慈”一语出自鲁迅一九二五年写给向培良的一封信，结尾说：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这封信的内容，明显带有“批评”的笔调。为什么要删掉斥他的文章呢？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有人提他了”。朱湘在鲁迅心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于是，鲁迅又写了一句话——“虽然是中国的济慈”，并且在前面加了一个破折号，这是明显“讽刺”的一个暗记。“虽然是”三字，实则说明当时文坛有人认为朱湘是中国的济慈，鲁迅不过拿来一用而已，可见“中国的济慈”云云，并非赞誉。
是中国的济慈，鲁迅不过拿来一用而已，可见“中国的济慈”云云，并非赞誉。
我读到朱湘的第一首诗是《采莲曲》：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妖娆。
…………
那时候，正当青春年少，这种文字间极度的轻灵与柔美，一见之下，被勾住了。如今回过头看，不觉得这样的诗歌多差，但也不认为有多好。
民国旧人的新诗，读过一些，朱湘的东西别有风味。他的诗歌，从旧诗词里点化而出，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取用，安排得熨帖妥当，营造出一种很好的意境，这是同代诗人所没有的。
这是同代诗人所没有的。
《采莲曲》写于朱湘的婚姻生活时期，但文艺归文艺，生活是生活。因为和妻子是指腹为婚，接受过新思想的朱湘内心里颇有排斥，加上婚礼上大兄要他按旧有的程式行跪拜礼，朱湘只肯鞠躬。大兄面子上挂不住，大闹洞房，龙凤喜烛也给打成了两截。朱湘一气之下，当即就搬到了二嫂薛琪英家里。自此，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形同路人，相逢仿佛不识。
和诗歌相比，朱湘的散文还入不了上品。一来数量太少，二则个性不够鲜明。散文写作，见解、知识、阅历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字里行间的个性光芒。朱湘的散文平静，秀美，偶尔也有洞察人世的地方，《北海纪游》《烟卷》《书》《徒步旅行者》《江行的晨暮》等几篇比较经典，也最能表现其独有的风格，特别打动人心。尤其《北海纪游》里有这么一段：“……最后，白杨萧萧的叹起气来，惋惜舞蹈之易终以及墓中人的逐渐零落投阳去了。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的微语，说是这些话不错。”这样的文字，清明澄澈中有一些萧瑟幽冷的气息。
朱湘喜欢写死亡，年轻时候写有一首《葬我》的诗歌：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生老病死，死放在人生的最后，也是人生不可绕开的一个永恒话题。死是身体的寂灭，原本该是悲伤的，朱湘笔下却有种菩提树下佛陀的安详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