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死放在人生的最后，也是人生不可绕开的一个永恒话题。死是身体的寂灭，原本该是悲伤的，朱湘笔下却有种菩提树下佛陀的安详淡然。
长期寄人篱下和被异视，给朱湘带来了极其沉闷的心理重负，自卑中生出仇视，又表现为极端的自尊。这种情形下，几个兄弟姐妹也不喜欢朱湘，始终将其看作外人。
后来，朱湘性格越发孤傲乖僻，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采莲曲》没有被徐志摩发《诗镌》头条，于是骂徐志摩是一个“瓷人”，“瞧他那一张尖嘴，就不像写诗的人”，又评价徐志摩“爱情诗本色当行。哲理诗是枯瘠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径很短。土白话是末节的街道岔入陌生的胡同。总之，徐君没汪静之的灵感，郭沫若的奔放，闻一多的幽微……只有选用徐君的朋友批评他的话——浮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又忘了也曾骂过郭沫若的诗“粗”，“一本诗集只四行可读”。
对同行的批评，终于转化为对现实不满，敌视那个时代，敌视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朱湘频频写诗，写诗评，棒杀别人的同时，也捧杀了自己。他这么做，不能仅仅归咎于简单的自恋，更多的还是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个孩子，讨不到老师喜欢，故意在课堂上捣蛋，希望得到关注。得不到时代承认，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朱湘只好用扭曲、压抑的方式发泄，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是自戕。
朱湘太爱诗歌了，这是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人。
在清华念书，毕业前夕，却被校方开除了。因为朱湘钟情于文学，对所有的必修课都不感兴趣，甚至连点名也缺席，终致因点名经常不到累计满三次被开除学籍。后来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人交涉，终使校方让步，只要朱湘认错，便可收回成命。然而朱湘一意为之，坚持无错可认，宁可离开清华，也不低头俯就。朱湘说“清华则生活是非人的……清华只是钻分数”，“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却逃不出一个假，矫揉”。
三年后，也就是一九二六年，朱湘由朋友力保再回清华，自办了个《新文》月刊，专发新诗，自诩五年内使其遍及全国。事与愿违，总发行才二十份。
一九二七年，朱湘赴美，在劳伦斯大学留学，外教读的一篇文章，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句子，朱湘便愤然转入芝加哥大学。一九二九年，朱湘又因教授怀疑借书未还，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离学。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同年九月，朱湘回国，任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
朱湘的确是狂妄的，但他狂妄得严肃而认真，这种个性，注定了被时代不容。这便是朱湘的命运。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性格原因，友情和爱情成了镜中之花，“穷”得只剩下诗了。朱湘的生活里除了诗，了无其他，甚至没了自己。当时就有人说朱湘“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
一个人为世不容，为时代不容，除了死，似乎别无选择。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上海至南京的客轮上，朱湘纵身一跃，冬天的江水很冷，但他不能回头了。一语成谶，这个“每天二十四小时写诗的人”终“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据说朱湘最后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另一本是自己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则是用妻子的工钱所买。对朱湘而言，生为诗人，幸耶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