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吹牛不报税
牛肉过了秤，连杂碎在内，一口人九两零三钱。为了把牛肉公平合现地装到社员肚子里，大队决定分肉到户。食堂里剩下的白菜、萝卜和烧煤，跟牛肉一起，连夜分了下去。时兴了一年多的集体食堂不声不响地解散了。李家寨一百二十多座农舍里，已经生起煤火，响起了开水滚锅声。“花狸虎”跟另外几头老牛一起，在一百多个砂锅、铜盆、搪瓷盆里冒着热气，就要为人们尽着最后的义务了。
“我不吃，我吃不下。”大队长张双喜像下神一样闭着眼，盘腿坐在煤火台上，推开了女人端给他的青袖大瓷碗。
女人问：“你是跟谁怄气？”
张双喜忽然扬起巴掌，“噼啪”地打着自己的脸，说：“我跟它，我跟它！”
女人惊慌地按住他的手，说：“老天爷，这是你的脸！”“我就打它！”张双喜又打着嘴说，“我叫你说瞎话，我叫你说瞎话！……你虚报产量，叫全村人跟着受累！……”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庄稼人打着、骂着，把嘴撇得象瓢一样，十分痛心地哭起来。
张双喜那两片薄薄的被旱烟熏得发黄的嘴唇，并不是生来就有说瞎话的爱好。他传染上这种像感冒一样使人头脑发烧，嗓门发痒的流行病，是在公元一九五八年。
那年麦子收罢，张双喜跟铜钟，崔文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那时节，省报印着红字的号外——张双喜把它叫做“外号”的，正在连续放射亩产小麦三千七百多斤、五千三百多斤以至八千七百多斤的丰收“卫星”，宣扬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髙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账派”的种种谬论。
那年麦季，这个县尽管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而且有了一个明年把粮食产量提髙百分之五十一点五的持续跃进规划，但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这个县还是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啊，持续跃进的步伐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啊，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估计不足啊，等等，等等。
面对着地委的批评和“党报的‘号外’”，县委书记田振山跟县委其他领导同志，怀疑自己是大大地落后了。他们感到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正在报喜的锣鼓声中震动、沸腾的土地，说不定当真到了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他们诚恳地反了自已的右倾，按照地委布置下来的指标，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了一个“一年‘上纲’、两年‘过江’”的规划。
“带头书记”杨文秀早已摸透了上级意图，他立即在大会发言中宣布：十里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他引用一首据说是十里铺的民谣，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情景。可惜那时文化部门正开展着“全民皆诗人”的群众运动，由于都成了诗人，这首民谣的作者也就无从査考，有些诗句也已湮灭在诗歌的汪洋中了。有幸得到杨文秀的引用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几个警句:
“咱吃蒸馍，蘸白糖，
你看咱过的瓤不瓤！
咱穿呢子，大皮靴，
你看咱过的得不得！
咱乘火箭，坐飞艇，
你看咱过的中不中！”
田振山在台上连连点头，说:“中，中！”
台下，张双喜却向李铜钟耳语：“咱赶紧出去躲躲吧，一会儿把房顶吹塌了，别砸住咱！”
李铜钟坐着没动，他紧皱眉头，不住地用“号外”纸卷着烟卷，象一个愤怒的火车头，喷出一缕缕呛人的浓烟。
大组会上，要各队报规划时，队干部都变得格外谦虚，互相推诿着，谁也不打头一炮。杨文秀知道张双喜口齿伶俐，讲话煽动性强，眼下又是特别需要这种煽动性的时候，于是，他点名叫张双喜发言。张双喜却用巴掌捂住半边脸，从牙缝里“丝丝”地吸着风说：“书记，我牙疼。”杨文秀鼓励他说：“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说到点子上，有个态度就行。”又带头鼓犟，“欢迎欢迎！”张双喜不得不站了起来，而一旦站起来，说话就不由自己了。只见他咳嗽两声，清了嗓门，大声吆喝道：“那就长话短说，我跟俺支书、会计商量了，俺大队老落后，一年上不了‘缸’，只能上‘盆儿’，还是那二号盆儿。”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他露出最正经、最认真不过的神色，望着屋顶说，“啥时候‘过江’哩？等俺爬到‘缸’沿上，吸袋烟，看看再说。”连那些最不爱笑的庄稼人，也都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张双喜神色庄严地坐回到半截砖头上，小声问铜钟:“啥样?”铜钟捅他一拳，说:“大实话，是咱庄稼人的大实话。”崔文却踢了踢双喜的脚，往台上努了努嘴。只见杨文秀瞪眼望着他们，紫涨着脸，气得像吹猪一样。
谁能料到呢？李家寨就这样变成了右倾的典型。杨文秀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缸”和“上盆儿”之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十里铺公社的集中表现！所谓“上盆儿”，实质上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二流于的懒惰性，摇头派的摇摆性，保守派的顽固性。宣扬“上盆儿”论的人必须转变立场，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来一个跃进，从“盆儿”上跃到“缸”上。
散会回来时，爱唱路戏的张双喜变成了哑巴。崔文抱怨他：“双喜哥，你发言咋不讲点策略？反正，吹牛不报税。”
铜钟说：“我拥护双喜哥的发言，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杵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耍嘴把式。”
双喜说：“反正，往后我嘴上贴封条，嘴角再站俩把门儿的。”
但是，五八年以后运动多，三天两头要汇报运动情况。李铜钟的假腿没有张双喜的真腿好使唤，上公社汇报的任务，就像灾难一样落在张双喜的头上。
在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上，开始学了一点“发言策略”的队千部们，有的说做到了“几净几光”，有的说几“臭”变成了几“香”。张双喜搁心里说：“天冷偏烤湿柴禾——对着吹吧。”轮到张双喜汇报，杨文秀瞟他一眼说：“好，这一回又看李家寨的了。”张双喜憋了一肚子气，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小声咳嗽着，用那种站不到人前的后进队长的胆怯声调，谦卑地说：“俺李家寨卫生运动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头。可经过领导帮扶，向先进看齐，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驴儿总算养成了刷牙的习惯。……”真是语惊四座，使得外队的所有汇报统统黯然失色了。张双喜看见杨文秀81出惊异的神色，暗暗拧开了钢笔帽，就不由地感到一种快窓，一种进行了一次小小报复的快意。他想着小毛驴儿摇着头刷牙的模样，便忍不住“吃”地笑了。几十张有胡子和没有胡于的嘴巴几乎是同时咧开，哈哈大笑起来。
“静静！”杨文秀用钢笔杆儿敲着桌子，问道’“小毛驴怎样养成了刷牙的习惯，怎见得它养成了这良好的习惯？”
这倒是一个难题。张双喜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却不乏形象思维的能力，他说道：“今儿清早我去三队饲养室’正碰上二夯家牵着那头白眼窝小叫驴儿走亲戚，小驴儿‘喯儿夯、喯儿夯，直叫唤，就是不跟她走。鞭抽它，它不走，鞭杆儿捣它，它不走。二夯家问那小驴儿：‘你是惊住啦？吓住啦？’驴摇摇头；又问：‘你是缺草啦？缺料啦？’驴又摇摇头。‘那你到底有啥心事？’小驴儿仰着下巴颏，朝着二夯家直呲牙。二夯家吓得包袱丢地下，扯着嗓子直喊叫：‘哎呀套叔，您的驴咬俺哩！’饲养员李套老汉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看见小驴儿正呲牙，就对二夯家说：‘别怕，她嫂子，它不是咬你，它是怪我慌张，没给它刷牙。’李套老汉把小驴儿牵回去，一盆净水，一把刷子，都是消过毒的，给小驴儿上牙刷三遭，下牙刷三遭，牙柏里刷三进，刷够三三见九这个数，才把缰绳递给二夯家，往驴腚上拍一巴掌，说：‘走吧。’小驴儿就打了个响鼻儿，乖乖儿地跟二夯家走了，—路上尥着蹶子直撒欢儿。”张双喜擦去由于紧张的形象思维而在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朝杨文秀一摊手，说：“就这。”
杨文秀急急地往本子上记着，问道：“给牲口刷牙有哪些好处？”
这一回，张双喜运用逻辑思维，答道：“免生口疮舌刺儿。”
张双喜的汇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诚惶诚恐地从杨文秀手里接过一面锦旗，上写：“卫生先锋”。但他一出公社门儿，就把锦旗掖到腰里。回到家，又把它塞到墙窟窿里，从来没向别人提过它。
从此，每逢汇报某个运动的开展情况而又有杨文秀在场的时候，不知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还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在张双喜的嘴上得到一再的证明。比如，汇报扫盲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有老俩口，都七十多岁了，夜里磕睡少，老头就在老婆脊梁上划字儿，叫老婆认，直到鸡儿叫二遍。……汇报除“四害”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的猫娃饿得“喵喵”直叫唤，因为没老鼠吃了。只是消灭麻雀的成绩不老好，老祠堂屋檐底下有一窝麻雀漏了网，可等他拿着手电去掏窝，只摸了一手麻雀屎，原来这窝麻雀也搬家了。咦，这麻雀真是鬼能鬼能！
于是，杨文秀多次表扬了李家寨的转变，公社秘书小陶时常摇着电话机，喊叫：“喂喂，李家寨吗？双喜在不在？公社往县上写报告，杨书记特意交代，叫他再补充点活材料，活的！……”
每逢张双喜回了这样的电话，就象吃了蝇子一样吐着唾沫，对崔文说：“呸，真叫你说对了，吹牛就是不报税。但他嘱咐崔文：“可不敢叫铜钟知道，他要知道了，不用破鞋底打我的嘴才怪。”
去年秋后，张双喜终于受到了吹牛的惩罚。那是他去参加公社核产会的时候，一进公社大门，就看见影壁墙上画着一幅图表，敢顶上画着火箭，依此类推，是飞机、汽车、牛车、乌龟，上写：“十里铺公社秋季产量评比图”。他想，我的身体不老好，坐火箭怕头晕，骑乌龟又老霉气。报产量时，他不往上挤，不往下靠，向中等偏上的大队看齐，多报了十万斤总产，坐上“飞机”回来了。
李铜钟一听说坐上了这号“飞机”，就向张双喜发了一顿脾气。“双喜哥，你也学会卖嘴啦？这镜子里的烧饼十万斤，是叫工人吃，是叫解放军吃？党中央、毛主席叫咱鼓实劲，没叫咱吹糖人，你就是吹出个天堂，叫谁住？”李铜钟放了一通“上甘岭上的炮弹”以后，就跑到公社说：“把俺那产量减下十万斤，我悄愿骑乌龟。”但他一去就是十天。在公社后院小按上，他跟那些坐上“牛车”和“乌龟”大队干部们一起，叫反了十天右倾。等他回来的时候，在公社“反瞒产”工作组的指挥下，李家寨已经超额十万斤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
眼下，张双再照旧坐在煤火台上，象下神一样哭着、骂着：“你真混蛋，你不该坐那飞机！……”
五、老杠叔和他的钥匙
九两三钱肉能产生多少卡的热量呢？
断粮第七天，李铜钟银王先生在全村挨门检査了一遍。他发现，李家寨四百九十多口人，就有四百九十多个浮肿病号。有百十口人已经挺在床上不会动弹了。王先生铁青着脸，用拐棍捣着地，对铜钟说：“要是这两天还不见粮食，你就组织专业队，上西山刨墓坑吧！”
李铜钟探望的最后一家是“三堂总管”老杜叔。四天以前，老杠叔蹲在食堂库房里哭了一场以后，回家就病倒了。食堂库房里已经没有生的或熟的叫他操心，再也用不着一天十二遍地开门、锁门、出生、进熟、过秤、上账了，生活变得空虚而寂寞，支撑着他这把老骨头的精神支柱突然倾倒了。他躺在床上，掂着库房门上的那一串钥匙，长久端详着，“老伙计，咱得分手了。我不能带你去，那儿用不着你。……”
李铜钟和王先生来到老杠叔家门口，看见门头上挂的那块“光荣烈属”牌，止不住心里一阵难受，老杠叔的独生子是四四年跟皮司令走的。淮海战役时牺牲了，家里只剩下老俩口。这两位老人家比旁人更有权力过几天不知饥寒的日子啊！
李铜钟和王先生走进院子，正听见老杠叔在屋里喊叫：“花她娘，……人死如灯灭，还做那啥送老衣？……你要心疼我，……就拽一把棉花套子，叫我啃啃……啃啃……”
王先生听见这话，就像软瘫了一样，一下子蹲在老椿树底下的捶布石上，说：“这病人我不敢看，不敢看，看着老难受。……”
李铜钟一个人进屋了。老杠婶正用面布袋给老伴做送老衣，一见铜钟就哭了。她搬个小板凳，让铜钟坐下，说：“你叔眼看不中了，论说他活这六十多，也够他的了。俺啥也不想，只想他种了一辈子庄稼，管了一年多食堂，能叫他临走……临走有一把粮食子儿嚼嚼。……”
老杠叔在里屋听见这话，就责怪老伴说：“你没问问铜钟吃的啥？我说铜钟，你就别听她瞎说，……你过来，叫我再看看你。”
李铜钟走进里屋，坐到床沿上，攥住老杠叔的手，说：“叔，怪我没能耐，叫您老人家受恁大委屈。……”
“不怨你，孩子，不怨你。”老杠叔温存地望着铜钟，从腰带上解下那串钥匙，捧在手里，说，“支部……群众信任我，……叫我管食堂一年七个月……零八天。……我老没材料，只会开开门、关关门，……办不了大事，……不能为你分忧。往后，再来了粮食，选个靠得住的，……把钥匙给他。”老杠叔嘴唇哆嗦着，手也哆嗦着，把钥匙塞到铜钟手里。
铜钟把钥匙还给老杠叔，说：“叔，说啥您也得熬过这两天。支部给田书记，就是来咱村搞土改的田政委，写了信，公社杨书记上县开会快回来了。我约摸着，粮食该下来了。这钥匙，还得您管。”
这时候，王先生推门进来了，手里攥着一瓶鱼肝油丸，对老杠说：“哥，这是你大侄子从湖北捎回来的西药丸，按西医说，这是那啥营养药，一天吃几丸，兴比嚼那棉花套子强些儿。”他郑重地拧开瓶盖，倒出两粒，塞到老杠嘴里，又接过老杠婶端过来的一杯水，把药丸冲了下去。
大门外有人喊叫：“铜钟，铜钟，快，快，……”随着话音，崔文跑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杨书记打电话，……叫你去公社，口粮……有办法啦！”
昏暗的屋子里好像“唰”地一下充满了光亮。李铜钟大步登登走出屋门时，老杠叔已经叫老伴扶着坐起来，把那串钥匙重新系在裤腰带上。
这一回，王先生不是用拐棍捣地，而是在地上划着圈儿，说：“这比啥药都强！”
